大明皇朝疫情爆發,不發口罩發什麼?

力圖解讀明代瘟疫與明代社會的關係。其價值有二:第一,透過研究中國古代疾病史,豐富歷史學這個基礎學科,具體就是明史斷代的部分;第二,透過研究明代大疫與社會關係,得出一些有益於今日社會力圖解讀明代瘟疫與明代社會的關係。其價值有二:第一,透過研究中國古代疾病史,豐富歷史學這個基礎學科,具體就是明史斷代的部分;第二,透過研究明代大疫與社會關係,得出一些有益於今日社會應對傳染病的經驗,希望研究成果能有助於閱讀本書的普通讀者、醫學界人士及政治家,達到以史為鑒的目的。

皇帝的防疫小本本

明代疫情有兩種情況,一種是單一的瘟疫災害;一種是在水災、旱災、戰爭、飢荒等環境下併發的瘟疫。染疫民眾往往缺醫少藥,病者臥床不起、喪失勞動能力、病死者眾多、死者屍骨無人掩埋、缺少食物和住所。明朝官方往往根據具體災情的輕重和災民的切實需要,綜合多種手段賑濟,包括施粥、煮藥、助葬、發放錢糧等。

在疫情輕微的時候,官方只須免費向民眾施藥。如永樂四年(1406),進士魏源曾任監察御史。當時西安大疫,民間「比屋不能興」。魏源督促當地官員準備醫藥去疫區治理,「全活者甚多」;成化十五年(1479),以進士授臨城知縣的章忱,看到當地「鄉鄙舊無醫藥,輒事禱禳坐以待斃」的不良習俗,在痢疫代作時危害很大,為了移風易俗,便搜檢醫家方書,「修藥餌施之,且諭以醫、禱緩急」,達到「所全活者不可勝計」的效果;進士楊璲,於正德二年(1507)任廬州知府,任時當地大疫,於是「請禱」,並且「遍給醫藥活之」。

在疫情很嚴重的時候,往往飢荒相伴,官方免費施藥和施粥相結合,是當時應對疫情的常見作法。實施場所,有的集中在城市,有的分散在鄉村,具體做法不一。如永樂時人汀州府通判李銓,曾經督促八個州的錢匠鑄錢,當時正值盛暑,疫疾大作。李銓「禱於神」,並且「具醫藥,給以饘粥」,使不少病者痊癒;景泰五年(1454),蘇、松發生大飢和大疫,出現了「死者枕籍、貧民牽扶入城市乞食,旦人而夕鬼」的慘象。任知縣者找不到賑濟的方法,稱病卸任。鄭侯新任崑山知縣,發現當地的濟農倉、預備倉等專用救助倉庫嚴重缺糧,就向富戶借貸數千斛糧食,將災民聚集在僧寺道觀,每日給粥兩次,同時請已經致仕的良醫葛明仲主掌醫藥等事,才稍渡難關;成化十七年(1481),進士劉璣曾任湖廣衡州府知府,到任伊始,該地飢餓和瘟疫大作,劉璣不但 「禱神修祀」,也積極「施藥、賑食」,救助了不少災民;弘治年間,湖廣某地大飢且疫情流行。湖廣某梁姓巡撫為了控制疫情,曾經物色一位名叫羅菊泉的名醫參與救助,羅菊泉「施藥、給粥,存活甚多」。

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,病死者眾多,並伴隨著飢荒,明朝還要組織助葬,即:掩埋屍骨、創建義冢、給予死者簡易棺木或葬具,甚至將疫死者屍骨還鄉。如永樂十年(1412)九月,天壽山工匠有「亡疫者」,明成祖命令「為文遣祭,命僧資薦三晝夜有司歸其骨復其家」;正統八年(1443)七月,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張淑上奏,福州府古田縣,從上年冬十一月至當年夏四月,境內因為「疫癘」而死的男女,就有一千四百四十餘口,自己已經命官府掩埋屍骨,並設法拯救,明英宗贊同其處理方法;成化七年(1471)五月,明憲宗詔令京城外置漏澤園,當時荒旱之餘,又大疫流行,出現了「軍民死者枕藉於路」的災情。明憲宗特地詔令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、宣武、安定、東直、西直、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,收瘞遺屍,並命通州至臨清沿河有屍骨暴露無人掩埋者,由巡河御史負責差人掩埋。孔鏞,在成化年間任高州試知府,近城之地,有很多暴露的屍骨,民眾疫死者眾多,孔鏞曾「為義冢瘞焉」;崇禎十六年(1643),北京大疫。明朝曾出資千兩白銀,命太醫院用於治療瘟疫,後死者達到「日以萬計」的嚴重程度,崇禎帝又命撥二萬兩白銀給巡城御史,用於收殯死者。

施藥、施粥、掩埋屍骨三種手段綜合運用,經常可在明代史料中發現。如明代中期,平江伯陳銳在淮揚一帶總督漕運時,當地大疫。陳銳「遣醫分療」,「給米千餘石為糜」,因此「所活甚眾」,而死者「以官地瘞之」。

明人李渭,曾任雲南左參政。當時雲南用兵已久,疫癘大作,李渭主持施藥和煮粥以救助貧民「無算」,還給予棺木達到了八百多具;正統十四年(1449)一位中進士的王姓官員,在總督淮揚漕運兼巡撫該地時,為了應對水災和疫情,開倉放官糧,並動員富人捐糧賑濟,專門設立「病坊」來安置染病的無家可歸者,並選擇四十餘位高明的醫生專門照料,據稱「活垂死之民餘二百萬」。遇到死者,或給其子孫棺木自行安葬,或命人隨處掩埋;正德九年(1514)進士党以平,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,巡撫順、永、薊州一帶。某年薊州、遵化大疫。党以平對不肯服藥者「教之醫藥」、「飢者賑之」、「死者埋之」,控制了疫情,得到「境內清謐」的評價;嘉靖三十三年(1554)四月,北京城內外爆發大疫,明世宗敕令太醫院發藥、戶部同錦衣衛官,以米五千石煮粥賑濟生者,死者「官給席槁令所在居民收瘞之」,使貧民「全活甚眾」。

直接發放錢糧等物給災民,讓災民自行支配,也是救災的一種方式。雖然免費發放的錢糧不多,但與煮粥、施藥、政府幫助掩埋等手段相比,災民可以自由支配,顯得各為便利。如弘治十年(1497)九月,山東濟、兗、青、登、萊五府遭水災,濟、青二府遭蟲災,蓬萊、黃二縣瘟疫。明孝宗命當地官員賑恤:溺死人口之家給米二石,漂流房屋頭畜之家一石,瘟死之家量給之,死亡盡絕和貧不能葬者給以掩埋之費。

萬曆十五年(1587)五月,北京瘟疫流行。明神宗特命除挑選太醫院的精幹醫生,分撥到北京的五城免費診視和給藥,還從戶部撥出銀兩,每家得病的居民可得到銀六分錢十文的優待。五月,明神宗敕諭禮部:「朕聞近日京城內外災疫盛行,小民無錢可備醫藥,爾部便行太醫院精選醫官人等,多發藥料分投診視施給,以稱朕救民疾苦之意,仍照嘉靖年間例每家量給與銀錢一次。」當年五月三十日,據中城等兵馬司造冊上報,北京的五城兵馬司於當月二十一日,共發放銀錢給患病的一萬六百九十九人,共計用銀六百四十一兩九錢四分、錢十萬六千九百九十文。

明朝皇帝推廣有效的藥方,也曾見於記載。如嘉靖二十一年(1542)五月,為了應付各處疫情,明世宗親自檢索醫書,製作「濟疫小飲子方」,並讓禮部刊行印發,推廣皇帝認為較好的藥方。而是否有官方幫助收養在疫災中被遺棄的孤兒,這類記載還有待進一步發掘。

圖文摘自:大明也確診:皇朝的封城日記